《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绪论

⼀、缘由及线索

这次赵明⽼师给我命了个题,要我对古希腊罗⻢哲学作⼀个⼤致的介绍。数年以前,我准备写⼀本《⻄⽅形⽽上学史》,打算从古希腊⼀直讲到现代,但是⾄今还是⼀个计划,唯有希腊部分已经完成了⼗来万字初稿。这次的讲演就是在那个稿⼦的基础上稍作整理,给⼤家作⼀个关于希腊罗⻢哲学的⼤致贯通。
古希腊和罗⻢的形⽽上学史有⼀个⾮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说它的线索特别的清晰。古希腊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段时间是为形⽽上学作准备的;然后,在柏拉图和亚⾥⼠多德那⾥,尤其是在亚⾥⼠多德那⾥,古希腊的形⽽上学得以正式建⽴起来;亚⾥⼠多德之后直到罗⻢哲学,形⽽上学则处于⼀个衰亡和解体的过程。我的这次讲演,想着重谈⼀谈古希腊罗⻢的形⽽上学思想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如何酝酿,如何形成,最后⼜是如何衰落的。这种讲法的背后有⼀种历史感,有⼀个主题。希腊哲学有那么多的主题,我们怎么样能够⽤⼀个主题将其贯穿起来?这就是⻄⽅形⽽上学思想的形成、⿍盛和衰亡。

⼆、对⻄⽅哲学中⼏个基本问题的介绍

(⼀)“哲学”的概念

这个形⽽上学思想,在它的前期,提供了许多的条件和材料,最早的,也是形⽽上学思想的核⼼的东⻄,就是我们所谓的存在论,ontology,或者也可以翻译为“本体论”。⻄⽅的本体论其实可以在古希腊那⾥找到它的源头。但是在这个本体论或者说存在论定型之前,古希腊⼈已经做了众多的其他⽅⾯的探究和准备性的研究。⼀个最集中的话题就是⻄⽅“哲学”这个概念的形成,这就是所谓的“爱智慧”。在此,我要⾸先谈⼀谈“智慧”和“爱智慧”在希腊⼈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讲到⻄⽅哲学,尤其是希腊哲学,学过⼀点⼉哲学的⼈都知道,哲学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爱智慧”(philosophia),“philo”是爱的意思,“sophia”表达智慧的含义。对它的中⽂翻译,我们借鉴了⽇本⼈的译法,将它翻译为“哲学”。当初在⽇本也是⼏经反复,有⼀段译作“爱知学”,最后才定为“哲学”的。我们则将其与中国古代传统中的“哲⼈”、“⼤哲”、“圣哲”这些讲法联系起来,这些⼈都是智慧之⼈,“哲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智慧之学”。但是,对这个“智慧之学”的理解其实不太符合古希腊“爱智慧之学”的内涵,因为当我们说“哲学就是智慧之学”的时候,我们忽略掉了“爱”(philo)。哲学并⾮仅仅为“智慧之学”,⽽是“爱智慧之学”,在古希腊那⾥,应该这样理解才⽐较准确。
既然是“爱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呢?按照亚⾥⼠多德的说法,“智慧”在古代希腊有着两种含义:⼀种是理论的智慧,另⼀种是实践的智慧。理论的智慧涉及知识,⽽实践的智慧则涉及技术。当然,这⾥所谓的“技术”是⼴义的,既包括⼈⽣的技术,也包括政治的技术、与⼈相处的技术,也包括⼯匠的技术。但是必须注意到,智慧绝⾮⼀般意义上的知识和技术,⽽是最⾼层次的,既不能归结为知识,也不能归结为技术,⽽是智慧本⾝,它才是最⾼层次的。所以,在古希腊的早期时代,哲⼈和智者是受到⼈们的敬仰的,有智慧的⼈才能被称为“智者”,但是,此后味道就慢慢产⽣了变化。起初,智者学派使智慧达到顶峰,他们⾃称为“智者”,在他们那⾥,“智慧”是⼀个最⾼的概念;但是接下来这个称呼却为“爱智慧”所取代,⼈们认为,真正的哲⼈是爱智慧者⽽⾮智慧者。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了“爱智慧”这⼀概念,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得以正式地确⽴下来。在苏格拉底那⾥,“智者”成为了⼀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概念。我们看苏格拉底的对话集,他总是找那些有智慧的⼈谈话,但是他却发现这些⼈其实并没有智慧。苏格拉底⾃称没有什么智慧,不过是“⾃知其⽆知”。知道⾃⼰的⽆知,这表明苏格拉底是⼀个“爱智慧者”,⽽不是⼀个“智者”,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的。所以从苏格拉底之后,“智者”这个词就成了⼀个贬义词,它被⽤来指代那些诡辩者和油嘴滑⾆的⼈。真正有智慧的⼈则被称为“爱智者”。
前⾯讨论了“智慧”,接下来我们看⼀下“爱”这个概念。在“爱”这个概念上⾯,体现了希腊哲学家的⼀种反思精神。他们将智慧归之于神,⼈不过是⼀个“爱智慧者”。这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的智慧的有限性。⼈的智慧是有限的,因此还不能称为“智者”。⼈不过是⼀个“爱智慧者”,这表明⼈对于⾃⼰的认识、对于⾃⼰的精神,有着⼀种反思的精神,既谦虚⼜不知⾜,要去追求,追求⼀个永恒的东⻄,追求智慧的⼤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思的精神很重要,它体现了⼈的⼀种反⾝性和⼀种能动性,也就是反过来考察⾃⼰:⾃⼰作为⼀个据说是有智慧的⼈到底有多少智慧?这种反⾝的能⼒体现了⼀种⾃觉的能⼒,⼀种能动性的能⼒,能够⾃⼰考察⾃⼰,⾃⼰追究⾃⼰。所以⻄⽅哲学在古希腊那⾥,尤其是在苏格拉底之后,就形成了⼀个历程,这就是说,每⼀代的哲学家对于⾃⼰的智慧都不是绝对相信的,都要对其智慧加以考察,都要对智慧加以进⼀步的追求,真正的智慧存在于彼岸。这在古希腊,⽆论在苏格拉底那⾥,还是在柏拉图那⾥,乃⾄中世纪,都是如此。在中世纪神学中,智慧乃是上帝的专利。所以上帝禁⽌亚当和夏娃吃智慧的果⼦,⼈没有权利吃智慧之果,否则就犯了罪。⼈既然吃了智慧果⼦,就有些像上帝。但是智慧之果毕竟不是⼈能够吃的,⼈通过他的罪⾏触犯了禁忌,所以他们将智慧放在很⾼的地⽅,⼈的有限性是不可能穷尽它们的。
由此导致他们对⾃⼰的知识有⼀种反省,这教导⼈们,不要以为⾃⼰穷尽了⼀切,不要认为万物都在⾃⼰⼼中,只要“反⾝⽽诚”,就能“乐莫⼤焉”,整个宇宙都在你⼼中,这样的观念在⻄⽅到苏格拉底以后就不这样看了,⼈是有限的。
前两年国内有⼈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个假问题,因为它⾸先就没有将“哲学”的概念搞清楚。其实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中国“爱智慧学”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如果将⻄⽅“哲学”的概念还原为⻄⽅的“爱智慧”,那么中国是没有的。中国有智慧、有智者、有贤⼈、有真⼈、有智慧之学,但是却并⾮“爱智慧”。哲⼈不是爱智慧之⼈,⽽是要⽤⾃⼰的智慧去达到别的⽬的。⽐如说“治国平天下”,⽐如说顺从⾃然的规律、天道,以解除⼈⽣的痛苦,都是⼀些关于⼈⽣的很实⽤的⽬的。但是对智慧本⾝,中国⼈是不爱的,相反还要清除这种爱、清除这种反思,只要有这种反思,就表⽰你不真诚了。最真诚的⼈,在中国⼈眼⾥是不反思的⼈,是与天道⾃然合⼀的⼈。中国传统就有这样⼀些特点,当然我们今天还讲“中国哲学”,乃是在⼀种很宽泛的意义上。如果将哲学理解为“爱智慧”之学,那中国⼈当然没有,中国只有“智慧之学”。如果更⼴泛地扩展⼀下,哲学不仅是智慧之学,哲学还是聪明之学,或者说哲学还是⼀般的关于⼈性或宇宙的⾼层次思考,那就不光中国有,即便是最原始的⺠族也都已经有了。因⽽,如果我们谈中国有没有哲学,那就应该将哲学的概念先限定⼀下,我们谈的是在哪种意义上的“哲学”。
所以,如果你认为哲学是指⻄⽅的“爱智慧”,那中国⼈是没有的。因此,⻄⽅⼈说中国没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说错。但中国⼈便觉得很丢⾯⼦,感觉⻄⽅⼈有哲学,⽽中国⼈没有。其实,如果将哲学的概念放⼤⼀点,那中国⼈当然也有啊!“哲”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中国的概念,它当然可以成为⼀门学问。以上是我对“智慧”和“爱智慧”的简单讲述。

(⼆)“形⽽上学”的概念

第⼆个要简单介绍⼀下的概念就是“形⽽上学”,形⽽上学这个概念是逐渐形成起来的。“爱智慧”这个概念最开始的时候是⽆所不包的,虽然它的层次很⾼,但是它的领域涵盖⼀切,包括⾃然哲学,包括⼼理、精神、灵魂学等所有的在内。直到亚⾥⼠多德才区分出来三个层次:⼀个是数学,⼀个是物理学,第三个是“第⼀哲学”,“第⼀哲学”⼜被他称之为神学。
“第⼀哲学”⼜有⼀个说法,叫做“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meta”是“在⋯⋯之后”的意思,“physics”是物理学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数学与物理学之后有⼀个“第⼀哲学”,这是后⼈在整理亚⾥⼠多德的⽂献时,把那些讨论最⾼层次的问题的稿⼦归到⼀起,放在物理学之后编成⼀册所起的名字,中⽂译作“形⽽上学”。这个“之后”虽然是放在后⾯,但并⾮不重要,并⾮其次,⽽是最⾼的学问。最⾼的学问要放到最后讲,这也是反思精神的⼀种体现。最⾼的学问只有当你将前⾯的那些学问都学了之后,才能去追求它,它是超出所有你能够触摸、能够具体把握到的那些知识的,它是⼀切学问的前提。也就是说,你学数学也好,学物理学也好,所有这些学问的前提其实是形⽽上学。如果没有形⽽上学⾥⾯讲的那些道理,你是⽆法去探讨数学和物理学问题的。

所以我们说,在亚⾥⼠多德那⾥,我们可以发现⻄⽅哲学⾥的⼀种反思的精神,⼀种颠倒的精神,⼀种回溯的精神。通俗地说,就是你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然哲学,⽐如数学和物理学,都是知其然,但是它们何以可能?后来康德哲学就提出了这个数学、⾃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就是要追问⼀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哲学,所以形⽽上学作为哲学是⼀切科学的前提。但是,这个前提是通过反思⽽获得的,⽽不是说⼀开始就要求⼈们清除杂念,将⼼灵打扫⼲净,“诚者天之道也”,“反⾝⽽诚”就可以把握“天道”,这种做法将问题简单化了。形⽽上学要求先掌握具体知识,⽐如柏拉图的“学园”,⼀进门就要先学⼏何学,据说“不学⼏何学者,不得⼊内”;然后是⾳乐、体育,再就是物理学、国家学说、政治法律等等;此后不断上升,讲授道德和美的学说;最后才能够教授最⾼的学问。前⾯学到的都不能丢,不是要清除掉的东⻄,⽽是要经过要掌握的东⻄,所以这⾥有⼀个循序渐进的、科学的模式。

所谓科学就是分科、分层,这是⻄⽅科学和⻄⽅哲学的特点,中国则在近代以来才引⼊⻄⽅科学。中国过去的科学是不分层的,即便有层次最低和最⾼的,层次之间也没有截然的划分,⽽是合⼀的,所谓“天⼈合⼀”嘛!哲学、“形⽽上者谓之道”,但是它就体现在‘旧⽤”之中,也就是⽇常⽣活中,体现为为⼈处世的⼀些“道理”,没有什么⽞⽽⼜⽞的东⻄。“世事洞明皆学问,⼈情练达即⽂章”。所以这种回溯,以及这种关系的“颠倒”,先学得的东⻄被颠倒为在后才能发⽣的东⻄,先学的东⻄都成为结果,后学的东⻄才是它的原因,这种“颠倒”精神是⻄⽅理性精神的实质。⻄⽅理性精神实质上是这种颠倒精神,将后来呈现的东⻄看作是更为根本的、更本原的。以上是对形⽽上学概念的⼀个基本介绍。

(三)⻄⽅形⽽上学形成的条件

第三,我想谈谈形⽽上学的两个基本条件,也就是为什么在⻄⽅会产⽣这种“物理学之后”。
第⼀个条件就是对于未知事物的⼀种求知欲。知其然不够,还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要问⼀问“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这种追求往往出于⼀种对宇宙的“惊异感”,这种惊异感促使⼈类去认识宇宙,搞清楚宇宙的秘密,这种惊奇感(惊异感)就是爱智慧的“爱”。对宇宙万物的兴趣,体现为⼀种追求,就是“爱”。希腊⼈把这种追求看作⼈的本性,⼈就是要追求新奇的东⻄,追求以前所不知道的东⻄,他有⼀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能够⾃由地追求⾃⼰的兴趣所指向的对象,是形⽽上学产⽣的第⼀个条件。
第⼆个条件,就是他们对语⾔的重视。从古希腊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哲学对语⾔是越来越重视。他们认为在语⾔与对象之间有⼀种对应关系,语⾔中的东⻄与现实世界中的东⻄是⼀⼀对应的关系,⽐如说语法、逻辑与世界的现实结构是对应的。在现代哲学中也有很多⼈主张这种观点,⽐如说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语⾔分析哲学认为⾃⼰讲的就是客观世界的结构。这种看法的前提是主客⼆分,即主观拥有的东⻄在客观⽅⾯也有对应的东⻄,知识就是观念与对象相符合,知识的结构必须符合对象的结构。
于是,对语⾔、命名及逻辑、语法的重视,加上对未知事物的求知欲(爱),合起来导致了⻄⽅古希腊以来哲学的发展。在这个发展历程中,爱是作为⼀种动⼒,对语⾔的重视则使哲学呈现为⼀种合理的、合乎逻辑的过程。因为需要借助于语⾔、语法、逻辑来表达世界的结构,“爱”则使这种逻辑结构处于⼀种“演进”之中。所以后来⿊格尔把哲学史看成是范畴的逻辑演进。在古希腊,这种逻辑演进是由希腊⼈对个体⾃由、个⼈兴趣及精神的追求引发的。这种追求是好奇的、求知的、超功利的,除了好奇没有别的⽬的。这是⼀种个体⾃由的追求。同时还有对语⾔的重视,作为前提,语⾔被推到了神圣的位置,语⾔是逻各斯,逻各斯是神圣的,是上帝的话、神的话。把语⾔抬到这个⾼度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的儒家、法家也讲“正名”的学说,对语⾔也有⼀定的重视,但这是表⾯的。正名的⽬的不是为了“名”本⾝,不是为了语⾔,⽽是为了现实的规范,“正名”是为了“正实”。所以中国⼈对语⾔从来不是很重视。但是在古希腊,像后来的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语⾔是存在的家”就成了⼀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涉及⼈的存在,⽽不仅仅是正名、命名的问题。中国古代正名主要是命名的问题,就是怎么称呼才“名正⾔顺”。古希腊的语⾔主要不在于正名,⽽是着重于语法和逻辑,名词、⾔辞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有定义问题。这都是古希腊契约社会的⼀种体现,古希腊的城邦是建⽴在契约⾄上原则之上的,⽽契约必须要有逻辑,要清楚,不能有歧义。所以语⾔、逻辑、清楚的概念都是契约社会的⼀种保证,这说明古希腊⼈重视语⾔是与他们的⽣活息息相关的,他们通过语⾔、演说来搞政治,通过成⽂法来规范⾏为,通过契约来做⽣意。
所以,以上讲的这两个⽅⾯都是我们中国⽂化⾥⾯缺乏的东⻄,⼀个就是缺乏求知欲,从⼩就把孩⼦的求知欲、好奇⼼压抑下去,孩⼦必须按照家⻓、⽼师规定好的去做,忽视了⼈对智慧的爱,智慧成为⼀种达到别的⽬的的⼿段,⽽爱智慧本⾝就被看成空泛⽆⽤的,落不到实处,这也是中国传统的习惯。另⼀个是对语⾔的忽视,在中国传统中,⽆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是忽视语⾔的,更重视的是语⾔背后的东⻄,⼀种内⼼的体验,⽽⻄⽅⼈重视的是语⾔本⾝。
以上讲的可以算是⼀个绪论,下⾯我要讲古希腊早期的⾃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