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绪论

⼀、缘由及线索

这次赵明⽼师给我命了个题，要我对古希腊罗⻢哲学作⼀个⼤致的介绍。数年以前，我准备写⼀本《⻄⽅形⽽上学史》，打算从古希腊⼀直讲到现代，但是⾄今还是⼀个计划，唯有希腊部分已经完成了⼗来万字初稿。这次的讲演就是在那个稿⼦的基础上稍作整理，给⼤家作⼀个关于希腊罗⻢哲学的⼤致贯通。
古希腊和罗⻢的形⽽上学史有⼀个⾮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说它的线索特别的清晰。古希腊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段时间是为形⽽上学作准备的；然后，在柏拉图和亚⾥⼠多德那⾥，尤其是在亚⾥⼠多德那⾥，古希腊的形⽽上学得以正式建⽴起来；亚⾥⼠多德之后直到罗⻢哲学，形⽽上学则处于⼀个衰亡和解体的过程。我的这次讲演，想着重谈⼀谈古希腊罗⻢的形⽽上学思想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如何酝酿，如何形成，最后⼜是如何衰落的。这种讲法的背后有⼀种历史感，有⼀个主题。希腊哲学有那么多的主题，我们怎么样能够⽤⼀个主题将其贯穿起来？这就是⻄⽅形⽽上学思想的形成、⿍盛和衰亡。

⼆、对⻄⽅哲学中⼏个基本问题的介绍

（⼀）“哲学”的概念

这个形⽽上学思想，在它的前期，提供了许多的条件和材料，最早的，也是形⽽上学思想的核⼼的东⻄，就是我们所谓的存在论，ontology，或者也可以翻译为“本体论”。⻄⽅的本体论其实可以在古希腊那⾥找到它的源头。但是在这个本体论或者说存在论定型之前，古希腊⼈已经做了众多的其他⽅⾯的探究和准备性的研究。⼀个最集中的话题就是⻄⽅“哲学”这个概念的形成，这就是所谓的“爱智慧”。在此，我要⾸先谈⼀谈“智慧”和“爱智慧”在希腊⼈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讲到⻄⽅哲学，尤其是希腊哲学，学过⼀点⼉哲学的⼈都知道，哲学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爱智慧”（philosophia），“philo”是爱的意思，“sophia”表达智慧的含义。对它的中⽂翻译，我们借鉴了⽇本⼈的译法，将它翻译为“哲学”。当初在⽇本也是⼏经反复，有⼀段译作“爱知学”，最后才定为“哲学”的。我们则将其与中国古代传统中的“哲⼈”、“⼤哲”、“圣哲”这些讲法联系起来，这些⼈都是智慧之⼈，“哲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智慧之学”。但是，对这个“智慧之学”的理解其实不太符合古希腊“爱智慧之学”的内涵，因为当我们说“哲学就是智慧之学”的时候，我们忽略掉了“爱”（philo）。哲学并⾮仅仅为“智慧之学”，⽽是“爱智慧之学”，在古希腊那⾥，应该这样理解才⽐较准确。
既然是“爱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呢？按照亚⾥⼠多德的说法，“智慧”在古代希腊有着两种含义：⼀种是理论的智慧，另⼀种是实践的智慧。理论的智慧涉及知识，⽽实践的智慧则涉及技术。当然，这⾥所谓的“技术”是⼴义的，既包括⼈⽣的技术，也包括政治的技术、与⼈相处的技术，也包括⼯匠的技术。但是必须注意到，智慧绝⾮⼀般意义上的知识和技术，⽽是最⾼层次的，既不能归结为知识，也不能归结为技术，⽽是智慧本⾝，它才是最⾼层次的。所以，在古希腊的早期时代，哲⼈和智者是受到⼈们的敬仰的，有智慧的⼈才能被称为“智者”，但是，此后味道就慢慢产⽣了变化。起初，智者学派使智慧达到顶峰，他们⾃称为“智者”，在他们那⾥，“智慧”是⼀个最⾼的概念；但是接下来这个称呼却为“爱智慧”所取代，⼈们认为，真正的哲⼈是爱智慧者⽽⾮智慧者。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了“爱智慧”这⼀概念，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得以正式地确⽴下来。在苏格拉底那⾥，“智者”成为了⼀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概念。我们看苏格拉底的对话集，他总是找那些有智慧的⼈谈话，但是他却发现这些⼈其实并没有智慧。苏格拉底⾃称没有什么智慧，不过是“⾃知其⽆知”。知道⾃⼰的⽆知，这表明苏格拉底是⼀个“爱智慧者”，⽽不是⼀个“智者”，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的。所以从苏格拉底之后，“智者”这个词就成了⼀个贬义词，它被⽤来指代那些诡辩者和油嘴滑⾆的⼈。真正有智慧的⼈则被称为“爱智者”。
前⾯讨论了“智慧”，接下来我们看⼀下“爱”这个概念。在“爱”这个概念上⾯，体现了希腊哲学家的⼀种反思精神。他们将智慧归之于神，⼈不过是⼀个“爱智慧者”。这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的智慧的有限性。⼈的智慧是有限的，因此还不能称为“智者”。⼈不过是⼀个“爱智慧者”，这表明⼈对于⾃⼰的认识、对于⾃⼰的精神，有着⼀种反思的精神，既谦虚⼜不知⾜，要去追求，追求⼀个永恒的东⻄，追求智慧的⼤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思的精神很重要，它体现了⼈的⼀种反⾝性和⼀种能动性，也就是反过来考察⾃⼰：⾃⼰作为⼀个据说是有智慧的⼈到底有多少智慧？这种反⾝的能⼒体现了⼀种⾃觉的能⼒，⼀种能动性的能⼒，能够⾃⼰考察⾃⼰，⾃⼰追究⾃⼰。所以⻄⽅哲学在古希腊那⾥，尤其是在苏格拉底之后，就形成了⼀个历程，这就是说，每⼀代的哲学家对于⾃⼰的智慧都不是绝对相信的，都要对其智慧加以考察，都要对智慧加以进⼀步的追求，真正的智慧存在于彼岸。这在古希腊，⽆论在苏格拉底那⾥，还是在柏拉图那⾥，乃⾄中世纪，都是如此。在中世纪神学中，智慧乃是上帝的专利。所以上帝禁⽌亚当和夏娃吃智慧的果⼦，⼈没有权利吃智慧之果，否则就犯了罪。⼈既然吃了智慧果⼦，就有些像上帝。但是智慧之果毕竟不是⼈能够吃的，⼈通过他的罪⾏触犯了禁忌，所以他们将智慧放在很⾼的地⽅，⼈的有限性是不可能穷尽它们的。
由此导致他们对⾃⼰的知识有⼀种反省，这教导⼈们，不要以为⾃⼰穷尽了⼀切，不要认为万物都在⾃⼰⼼中，只要“反⾝⽽诚”，就能“乐莫⼤焉”，整个宇宙都在你⼼中，这样的观念在⻄⽅到苏格拉底以后就不这样看了，⼈是有限的。
前两年国内有⼈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个假问题，因为它⾸先就没有将“哲学”的概念搞清楚。其实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中国“爱智慧学”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如果将⻄⽅“哲学”的概念还原为⻄⽅的“爱智慧”，那么中国是没有的。中国有智慧、有智者、有贤⼈、有真⼈、有智慧之学，但是却并⾮“爱智慧”。哲⼈不是爱智慧之⼈，⽽是要⽤⾃⼰的智慧去达到别的⽬的。⽐如说“治国平天下”，⽐如说顺从⾃然的规律、天道，以解除⼈⽣的痛苦，都是⼀些关于⼈⽣的很实⽤的⽬的。但是对智慧本⾝，中国⼈是不爱的，相反还要清除这种爱、清除这种反思，只要有这种反思，就表⽰你不真诚了。最真诚的⼈，在中国⼈眼⾥是不反思的⼈，是与天道⾃然合⼀的⼈。中国传统就有这样⼀些特点，当然我们今天还讲“中国哲学”，乃是在⼀种很宽泛的意义上。如果将哲学理解为“爱智慧”之学，那中国⼈当然没有，中国只有“智慧之学”。如果更⼴泛地扩展⼀下，哲学不仅是智慧之学，哲学还是聪明之学，或者说哲学还是⼀般的关于⼈性或宇宙的⾼层次思考，那就不光中国有，即便是最原始的⺠族也都已经有了。因⽽，如果我们谈中国有没有哲学，那就应该将哲学的概念先限定⼀下，我们谈的是在哪种意义上的“哲学”。
所以，如果你认为哲学是指⻄⽅的“爱智慧”，那中国⼈是没有的。因此，⻄⽅⼈说中国没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说错。但中国⼈便觉得很丢⾯⼦，感觉⻄⽅⼈有哲学，⽽中国⼈没有。其实，如果将哲学的概念放⼤⼀点，那中国⼈当然也有啊！“哲”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中国的概念，它当然可以成为⼀门学问。以上是我对“智慧”和“爱智慧”的简单讲述。

（⼆）“形⽽上学”的概念

第⼆个要简单介绍⼀下的概念就是“形⽽上学”，形⽽上学这个概念是逐渐形成起来的。“爱智慧”这个概念最开始的时候是⽆所不包的，虽然它的层次很⾼，但是它的领域涵盖⼀切，包括⾃然哲学，包括⼼理、精神、灵魂学等所有的在内。直到亚⾥⼠多德才区分出来三个层次：⼀个是数学，⼀个是物理学，第三个是“第⼀哲学”，“第⼀哲学”⼜被他称之为神学。
“第⼀哲学”⼜有⼀个说法，叫做“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meta”是“在⋯⋯之后”的意思，“physics”是物理学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数学与物理学之后有⼀个“第⼀哲学”，这是后⼈在整理亚⾥⼠多德的⽂献时，把那些讨论最⾼层次的问题的稿⼦归到⼀起，放在物理学之后编成⼀册所起的名字，中⽂译作“形⽽上学”。这个“之后”虽然是放在后⾯，但并⾮不重要，并⾮其次，⽽是最⾼的学问。最⾼的学问要放到最后讲，这也是反思精神的⼀种体现。最⾼的学问只有当你将前⾯的那些学问都学了之后，才能去追求它，它是超出所有你能够触摸、能够具体把握到的那些知识的，它是⼀切学问的前提。也就是说，你学数学也好，学物理学也好，所有这些学问的前提其实是形⽽上学。如果没有形⽽上学⾥⾯讲的那些道理，你是⽆法去探讨数学和物理学问题的。

所以我们说，在亚⾥⼠多德那⾥，我们可以发现⻄⽅哲学⾥的⼀种反思的精神，⼀种颠倒的精神，⼀种回溯的精神。通俗地说，就是你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然哲学，⽐如数学和物理学，都是知其然，但是它们何以可能？后来康德哲学就提出了这个数学、⾃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就是要追问⼀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哲学，所以形⽽上学作为哲学是⼀切科学的前提。但是，这个前提是通过反思⽽获得的，⽽不是说⼀开始就要求⼈们清除杂念，将⼼灵打扫⼲净，“诚者天之道也”，“反⾝⽽诚”就可以把握“天道”，这种做法将问题简单化了。形⽽上学要求先掌握具体知识，⽐如柏拉图的“学园”，⼀进门就要先学⼏何学，据说“不学⼏何学者，不得⼊内”；然后是⾳乐、体育，再就是物理学、国家学说、政治法律等等；此后不断上升，讲授道德和美的学说；最后才能够教授最⾼的学问。前⾯学到的都不能丢，不是要清除掉的东⻄，⽽是要经过要掌握的东⻄，所以这⾥有⼀个循序渐进的、科学的模式。

所谓科学就是分科、分层，这是⻄⽅科学和⻄⽅哲学的特点，中国则在近代以来才引⼊⻄⽅科学。中国过去的科学是不分层的，即便有层次最低和最⾼的，层次之间也没有截然的划分，⽽是合⼀的，所谓“天⼈合⼀”嘛！哲学、“形⽽上者谓之道”，但是它就体现在‘旧⽤”之中，也就是⽇常⽣活中，体现为为⼈处世的⼀些“道理”，没有什么⽞⽽⼜⽞的东⻄。“世事洞明皆学问，⼈情练达即⽂章”。所以这种回溯，以及这种关系的“颠倒”，先学得的东⻄被颠倒为在后才能发⽣的东⻄，先学的东⻄都成为结果，后学的东⻄才是它的原因，这种“颠倒”精神是⻄⽅理性精神的实质。⻄⽅理性精神实质上是这种颠倒精神，将后来呈现的东⻄看作是更为根本的、更本原的。以上是对形⽽上学概念的⼀个基本介绍。

（三）⻄⽅形⽽上学形成的条件

第三，我想谈谈形⽽上学的两个基本条件，也就是为什么在⻄⽅会产⽣这种“物理学之后”。
第⼀个条件就是对于未知事物的⼀种求知欲。知其然不够，还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要问⼀问“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这种追求往往出于⼀种对宇宙的“惊异感”，这种惊异感促使⼈类去认识宇宙，搞清楚宇宙的秘密，这种惊奇感（惊异感）就是爱智慧的“爱”。对宇宙万物的兴趣，体现为⼀种追求，就是“爱”。希腊⼈把这种追求看作⼈的本性，⼈就是要追求新奇的东⻄，追求以前所不知道的东⻄，他有⼀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能够⾃由地追求⾃⼰的兴趣所指向的对象，是形⽽上学产⽣的第⼀个条件。
第⼆个条件，就是他们对语⾔的重视。从古希腊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哲学对语⾔是越来越重视。他们认为在语⾔与对象之间有⼀种对应关系，语⾔中的东⻄与现实世界中的东⻄是⼀⼀对应的关系，⽐如说语法、逻辑与世界的现实结构是对应的。在现代哲学中也有很多⼈主张这种观点，⽐如说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语⾔分析哲学认为⾃⼰讲的就是客观世界的结构。这种看法的前提是主客⼆分，即主观拥有的东⻄在客观⽅⾯也有对应的东⻄，知识就是观念与对象相符合，知识的结构必须符合对象的结构。
于是，对语⾔、命名及逻辑、语法的重视，加上对未知事物的求知欲（爱），合起来导致了⻄⽅古希腊以来哲学的发展。在这个发展历程中，爱是作为⼀种动⼒，对语⾔的重视则使哲学呈现为⼀种合理的、合乎逻辑的过程。因为需要借助于语⾔、语法、逻辑来表达世界的结构，“爱”则使这种逻辑结构处于⼀种“演进”之中。所以后来⿊格尔把哲学史看成是范畴的逻辑演进。在古希腊，这种逻辑演进是由希腊⼈对个体⾃由、个⼈兴趣及精神的追求引发的。这种追求是好奇的、求知的、超功利的，除了好奇没有别的⽬的。这是⼀种个体⾃由的追求。同时还有对语⾔的重视，作为前提，语⾔被推到了神圣的位置，语⾔是逻各斯，逻各斯是神圣的，是上帝的话、神的话。把语⾔抬到这个⾼度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的儒家、法家也讲“正名”的学说，对语⾔也有⼀定的重视，但这是表⾯的。正名的⽬的不是为了“名”本⾝，不是为了语⾔，⽽是为了现实的规范，“正名”是为了“正实”。所以中国⼈对语⾔从来不是很重视。但是在古希腊，像后来的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语⾔是存在的家”就成了⼀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涉及⼈的存在，⽽不仅仅是正名、命名的问题。中国古代正名主要是命名的问题，就是怎么称呼才“名正⾔顺”。古希腊的语⾔主要不在于正名，⽽是着重于语法和逻辑，名词、⾔辞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有定义问题。这都是古希腊契约社会的⼀种体现，古希腊的城邦是建⽴在契约⾄上原则之上的，⽽契约必须要有逻辑，要清楚，不能有歧义。所以语⾔、逻辑、清楚的概念都是契约社会的⼀种保证，这说明古希腊⼈重视语⾔是与他们的⽣活息息相关的，他们通过语⾔、演说来搞政治，通过成⽂法来规范⾏为，通过契约来做⽣意。
所以，以上讲的这两个⽅⾯都是我们中国⽂化⾥⾯缺乏的东⻄，⼀个就是缺乏求知欲，从⼩就把孩⼦的求知欲、好奇⼼压抑下去，孩⼦必须按照家⻓、⽼师规定好的去做，忽视了⼈对智慧的爱，智慧成为⼀种达到别的⽬的的⼿段，⽽爱智慧本⾝就被看成空泛⽆⽤的，落不到实处，这也是中国传统的习惯。另⼀个是对语⾔的忽视，在中国传统中，⽆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是忽视语⾔的，更重视的是语⾔背后的东⻄，⼀种内⼼的体验，⽽⻄⽅⼈重视的是语⾔本⾝。
以上讲的可以算是⼀个绪论，下⾯我要讲古希腊早期的⾃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