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新批判》增订本序

本书在《儒家伦理新批判》2010年版（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基础上，保留了文集的主体部分即我与六位儒家伦理的捍卫者（郭齐勇、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林桂榛）的轮番笔战，也就是本书的上篇；但对下篇的篇自做了调换。原来下篇包括我对车宗三先生在康德哲学上的误读的四篇批评文章，现在我把它们全部转到了我的另一本书即《康德哲学诸问题》里面去了，因为车先生虽然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这几篇文章所谈的问题却不限于我对儒家伦理的批判，还包含有其他一些理论问题，主要是对康德伦理学的理解问题，因此放到那本书中应该更为合适。现在这里的下篇，主要包括前面那场论战的余绪，即事隔两年之后我与郭齐勇、陈乔见的再次论战的文章，以及与邱文元、谢崛两人的三篇“遭遇战”的文章，再就是四篇正面阐述我自己的新批判主义的观点的文章（《中国道德的底线》《我与儒家》《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推进到新的层次》《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都发表于2010年以后。比起本书的初版来，这个新编本应该更加适合于书名所表明的主题，这就是对儒家伦理展开全方位的批判。

当然，所谓全方位的批判，并不意味着要全盘抛弃。对这一点，我希望读者特别关注后面这篇即《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里面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应当把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还原到它们所由以建立起来的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这就是所谓的抽象继承法；但前提是，要把儒家、道家等学说所加于普遍价值之上并越来越起着遮蔽作用的那些判断和命题首先置于括号之内存而不论，或对之加以剥离，这就是所谓具体批判法。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是一种成功的文化，并且曾经一度是最为成功的文化；但问题是在现代它遇到了麻烦，过去成功的经验已经失效，历史的大趋势迫使我们这个文化不得不面临转型的任务。而这种转型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西方文化几百年来的成功经验，以便我们寻找正确的方向，走出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困境和文化困境。

这次收入的《我与儒家》一文，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很多人认为我自称儒家，是从我的批判儒家的新批判主义立场上倒退。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这其实是我的一贯立场，正如本书初版序言《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中最后一句话所表明的：“我承认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儒家知识分子罢了！”我甚至认为，没有这种意识，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就始终不会是彻底的，一到某个时候就会翻盘，正如“五四”以来那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最终都纷纷落入了传统的窦白一样。儒家伦理总会以种种不同的外衣（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战胜它的批判者。这是我们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重要的经验教训。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从那个“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到今天，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儒家的态度有什么进步吗？细心的读者自会得出自已的结论。
邓晓芒
2019年9月27日于喻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