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问学者”栏目答客问（袁训会采访）

关于“知青”下乡

问：作为“知青”，经历了从保守封闭到改革开放的成长经历，对人性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应该如何做好新一代青年的教育与培养，把这种宝贵的人生财富传承下去？
答：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死亡的边缘到逐渐复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能够清楚地看出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中的出路、活路何在，看出我们为什么一度走入死胡同。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亲身经历，比如大跃进和三年闲难时期、“下乡”“四清”“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所展示出来的活力，来对下一代言传身教，戳破他们被別有用心地灌输到天真头脑里面的各种谎言，特別是告诉他们凡事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以及对照现实生活来思考，不要肓从。
我们曾经被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害苦了，要教育下一代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至少要有清醒的头脑，这在今天社会发生如此巨大变迁的环境下已经有了良好的条件，不像我们当年，说一句真话都可能面临杀头。一个父母曾是“知青”的家庭里面应该充满着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与现在的年轻一代是相通的，不存在真正的“代沟”。

问：“知青”这段历史对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又如何对我们这一代未曾经历那段历史的人发生作用？
答：其实，对那段历史知道得不多不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从那时以来直到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历史的连贯性就体现在我们身上和你们身上，只要有所耳闻，马上就能够豁然贯通。
比如说，“文革”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今天当然已经是日薄西山了，顽间坚持的人不多；但那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依然存在，很多人总想找一个新的权威来供自己膜拜，依托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来干我们当年在“文革”中干的事情，同样容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生活方式的存在，总是倾向于用暴力对待同胞中那些弱者，以壮大自己卑微的灵魂。这甚至不能说是“文革”的影响或“余毒”等等，而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的劣根性。

问：您认为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城市大学生，是否应该在大学期间或者毕业后，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我认为“上山下乡”客观上也造就了您那代人的意志品质和对生活的感悟。
答：我不反对现在的青年出于了解社会或丰富自身阅历的目的而主动去农村接触农民底层，去工厂和社区也可以，我甚至认为这是有志于学文科的大学生的一段必要的经历，当然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这和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没有关系，那场运动绝对是欺骗性的、压迫性的，我们可以说它客观上造就了某些好的东西，但这不能算在上山下乡的账上，就像曼德拉在27年的监狱里悟到了种族和解的道理，不等于说每个人都要去坐一次牢。大批有才华的青年被这场运动生生毁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只是极少数，这是我们民族的劫难。
但对社会底层的关怀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不一定要去农村或边远地区，就在你身边每天都生活着底层的百姓，上演着底层的苦难。甚至你的同学，也包括你自己，都有可能成为底层的一员，由于家庭闲难，由于疾病缠身，由于飞来横祸，由于能力差异或性格特别，都会导致生活中的沉沦，都是你和你的同学们回避不了，也难以视而不见的，蚁族和蜗居的命运在等待着很大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如何面对这样的命运而顽强地活着，这就是对你们这一代人的考验，所需要的忍耐和毅力，恐怕不亚于我们当年在乡下所经受的，这也正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和鼓励的地方。

问：知识青年下乡可以给广大农村地区输送科技文化知识，给农业的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而且广大农村的生活场景也是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源泉，文艺离不开群众而且为群众服务。不知道这个想法，您觉得有没有道理？为什么？
答：你还相信“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了文化知识，可见你对这场运动了解的还是比较少。我们当年虽然号称“知青”，其实本身并没有多少知识，初中、高中生，认得几个字，会做算术题，灌输了满脑子的阶级斗争观念，最初一两年搞了点扫肓工作，引进了一点良种，也常常是失败的。我们更多的是在当地农业技术干部的带领下强行要农民做这做那，搞些劳民伤财的“科学实验”，破坏当地生态和植被。再就是举办了一些文艺会演，教农村青年唱“红歌”、跳“忠字舞”，到了后期，就是偷鸡摸狗、无所不为，被农民骂为“日本鬼子”。这些事情，不说也罢，说起来还有点脸红。

问：我的问题是，您觉得如何能让本文这样的反思，不只是在小众群体中共鸣，而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于人生的思考？
答：我对此不抱过多的奢望，能够反思的人在中国注定只是小众，绝大部分人都是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地就过完了自己的一生，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活得像植物一般，却自以为辉煌无比。
我只是觉得，不说白不说，不是为了“唤起民众”，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经历的时代。凡是经历过的苦难，都应该留下记忆，不能白白地消逝。如果年轻人能够从中得到某种感悟或共鸣，这就是国家之幸了，我乐见其成，但不是刻意追求的。

问：“知青”及城市居民的到来，给当时处于相对“愚昧”的农村带来文明的气息，也为后期的“乡镇企业”大发展铺下基础。我认为不应以当年受难而后悔，亦不要以现在的眼光责备故人。
答：就我本人来说，我是上山下乡的“受惠者”，本应该高调宣扬“青春无悔”，但我觉得那是一种缺乏反思的心态，而且有些自私。为了那一点点“文明的气息”，就要把上千万正在受教育的青年扼杀在野蛮中，让整整一代中国人未受正规教育，你以为这两方面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吗？

关于哲学研究

问：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者的关系如何？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是怎么调和或者说综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当代学者也有很多强调经验主义，尤其面对当下的转型时期，他们强调有个试错的过程（或者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试错过程是不是已经包含了理性建构的过程？在当下理性主义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作为衍学家，您能够给爱好哲学的青年什么建议？
答：康德说，一切知识都是我们用先天的理性法则去统摄经验材料而构成的，两方面缺一不可，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肓。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很好地调和这两方面，但基本的思路是对的，理性和经验不可偏废。
顾准先生很多话都说得很精彩，但唯独这方面我不同意他，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混淆了西方的“理性”和中国的“天理”，把“大跃进”“文革”这些荒唐事都归咎于太讲“理性”。只凭内心情绪体验和信仰的，是立足于肓信甚至迷信之上的，是非理性的。
现在为了反对“文革”的假道学而把西方的理性主义一起反了，这是理论上的极大失误，它阻碍了中国人对自己理性思维能力的训练，毫无前瞻性，只会是肓人摸石头，永远过不了河。对哲学有爱好的人，不要直接从哲学原理入门，而要从哲学史入门，我讲的是西方哲学史。恩格斯有句话说得好，学习哲学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哲学史，别无他法。人类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能够在哲学史上留下名字的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你能想到的哲学问题，前人早已经想过了，还有更多你没有想到的，前人也想过了，以他们当自己的老师，比任何哲学教师都强。
当然，学完了哲学史并不等于你就是哲学家了，那时是否能够自成一家，要靠运气和造化，可遇而不可求。但学哲学不是一定要成哲学家，而是要具备全面的哲学素养，这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必需的。学习哲学是为了“成人”。

问：邓老师您好，现在人权已经成为道德的制高点，甚至成为国家间相互攻讦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对人的权利的过分强调，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引发了一系列生存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现代语境与后现代语境混杂的社会中，人权的内涵是什么，人权的边界又应该是什么？
答：中国人理解人权非常困难，有语言上的和文化上的障碍，现在大部分国家间在人权政策上的对攻，基本上是对人权理解的错位，是鸡同鸭讲的一场混战。
我们所理解的人权，也就是所谓“权利”，还是从中国传统的“人欲”中推出来的，大体上是一个“民生”概念，首先是“生存权”，再就是“民利”（现在叫“人民利益”），老百姓理解的权利则无非是让他们得到“实惠”。宋儒讲“存天理灭人欲”，到明清引起反弹，讲天理即人欲，人欲即穿衣吃饭，人所共有，天经地义，但仍然反对私欲。
西方人权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强调私人领域的不可侵犯，虽然与利益有关，但不仅仅是利益，而是人格独立和人的尊严；而这种独立和尊严的前提是公平和正义，人格尊严不是要凌驾于别人之上，而是与一切他人平等，这就必须由正义来摆平，而正义体现为法。所以，西方的权利（英文right，德文Recht）同时有“公正（法制）”和“权利”两方面的意思，这个概念是无法准确翻译成汉语的。
例如，“弗格森案”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布朗，是否侵犯了人权，不但要看是否让对方受到了伤害，而且要看这种伤害是否合法。而我们往往只看到谁受到了伤害，而不去讨论合法性程序，这就是一种文化错位了。如果只要有伤害就是侵犯人权，那么为了维护人权就可以把警察和法律都取消了，那不更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哪里还有起码的人权呢？
所谓对人的权利过分强调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也是从“人欲”或“私欲”来理解人权所推出的结论，因为只要真正是人的权利，那就是在法制前提下的利益诉求，怎么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呢？生态失衡恰好是无视人权的结果，而不是强调人权的结果。可见中国人要理解西方的人权概念，还要走很长的路。

关于社会现实

问：媒体上提到的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的讨论，我想这可能正是由于老人们缺少反思精神而引起的，中国文化是不是本来就缺乏自我反思的基因？您对注入解剖自我、反思历史的基因有什么样的思考？
答：媒体上总是喜欢耸人听闻，什么“坏人变老了”，好像只有这一代人是坏人，他们变老了。其实再过五十年来看，恐怕是更坏的人变老了，按照目前年轻人的道德现状来看，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道德滑坡的时代，普遍的道德水准越来越下降，不是哪一代人的问题。而这种普遍的道德下降，当然与普遍的缺乏反思有关，但不只是老人们缺乏反思，年轻人同样也缺乏反思，我们整个民族都缺乏反思，几千年传统中都是如此。只不过传统中国道德相对比较适合于传统中国的国情，适合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需要很深的反思。
而目前这种国情已经不存在了，有了新的国情。今天，我们的传统道德失根了，整个时代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靠老祖宗那一套东西再也混不下去了，所以我提出当代的要务是进行中国第三次启蒙，所谓深化改革的前提就是深化启蒙，舍此前提，一切都是空谈，而空谈是误国的。

问：您觉得中国的思想启蒙在被救亡中断后，现在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当代思想启蒙，应该从哪里起步，如何起步，才能着眼未来，凝聚共识，理性前进？
答：当代中国启蒙的任务不是老调重弹，而是深化和落实。深化是理论上的深化，要澄清一些一百多年一直混淆不清的理论问题；落实是要结合当前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赋予理论以现实的内容，而不像以前那样停留于唱高调和隔空呐喊。这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规在不是由一小批知识精英去“唤起民众”，而是现实生活中民众在向知识分子发出呼唤，要求我们去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维权问题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去击破那种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强同夺理。这种强词夺理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天经地义的“理论体系”，它常常使当事人感到屈辱而无可奈何，其实就是一套极左的意识形态模式，这套模式是到了在新思想和新现实的合力冲击下解体的时候了。

问：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如何平衡“饭碗”和理念？如果一种启蒙受制于某种利益，那么这种启蒙还是启蒙吗？如何看待当代学人的犬儒化？
答：今天的“体制内”，经过“文革”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一定的理论探索空间，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成为驯服工具和喉舌。当然这点空间也很有限，它基本上只限于与现实离得很远的纯粹理论探讨，而禁止过多地涉及现实政治问题。但我以为，这恰好歪打正着，因为中国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并不在于那些浮面的社会现实问题，而要追溯到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要从根本上颠復几千年来传统思维的惯性，这些问题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而是一种长期的、为未来的社会变革奠基的工作。
一个学者如果有志于做这种工作，我认为就不存在“饭碗”和理念的冲突，他的理念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只要学问做得好，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要发财则休想。一个启蒙思想者首先应该对自己在这方面启蒙，即不是为吃饭而思考，而是为思考而吃饭。当代学人的犬儒化就是由于颠倒了这个关系，把思考当作吃饭的手段、发财的手段，成了一些生意人和政治的奴仆。